老共产党人李普为《历史的先声》写的序言：还要走很长的路，自4月19日在五柳村上网，到6月9日上午10时已有732人阅览。五柳村是个不合时尚的鸡毛小店，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看，说明今天关心着中国前途的人仍然不少。

文章的作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同时感到这条道路漫长但又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

其实实行民主宪政也是中国国民党早年的承诺，只是他在掌握政权後迟迟不肯兑现，所以许多像李普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时选择了共产党。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也是在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中参加到革命行列里来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但这条路必定会走下去。

说起历史的原因，我以为包括每一个人的因素在内，道路之所以漫长，不单是在上者的个人原因，也由于在下者，包括很有文化的这部分，缺少民主就是民作主的观念，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没有当回事，仍是希望有人为民作主，以为有个救世主就幸福了。

我自己对宪法就没有重视过。从报刊上的文章得知，刘少奇主席在被非法揪斗时，曾提出抗议，说我是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我和德坚被非法揪斗、关押乃至殴打多次，则从未想到还应该引用宪法来保护自己。

当然，在文革中，宪法有什么用，刘少奇主席不也没保护住自己吗。但事情也该反过来一想，如果大家都尊重宪法，对违宪的事都拒绝执行，那文化大革命之灾不也就起不来了吗。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没有宪法的权威。

法国戴高乐将军当总统时，经过与议会同意，决定撤出阿尔吉利亚，一些驻北非的军事指挥官不服从，在那里自组政府，但是通过广播等手段，让军人了解到政府的决定，结果没开一枪一炮，叛乱就流产了，因为绝大多数官兵拒绝执行其上级的乱命。这是他们有服从宪法的权威和有个人独立的人格，不会去听从不符合宪法的个人命令。

这种无形的权威的力量，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宪法，而是某个个人的权威。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史书中多次记有这样的故事：病危的皇帝讹传已死，抢夺皇位者兴兵入宫，谁知这皇帝硬撑着登上了城楼，一亮相，作乱者的部下就瓦解了，一些中国皇帝的精神威慑作用就有这样大！如果我们对待宪法，能象对待皇帝一样，这国家不就稳定和安全了吗。

皇帝有这样的权威，是封建社会通过四书五经乃至童蒙课本的教育、制度的保证，直至人们的生活行为的规范，无孔不入地进行长时间的思想灌输，才建立起来的。宪法要有权威，也得下功夫使它深入人心。要说起来，中国自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宪法虽有不同，但一直是有的；而且这些宪法容或有它的缺点，但从条文上来看，民是国家之主的原则，还是有的，问题在于主人有没有去运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真要行使主人的权力，在实际上可能行不通，袁世凯派人刺杀极力推行民主宪政的宋教仁，就是一个例证。

还有个费巩，浙江大学的教授，父亲的同事，是个书读得多又笃信书本的书生，如父亲在《我所知道的费巩》中所记，他的文章不过是在介绍英国政党政治，还主张中国仿行英国式的政党政治。父亲以为“这在专攻政治学又曾到英国留学的他，实是言其所学，决没有危险性。不知此文何以如此命苦，竟碰了两次壁。”便帮他拿去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同盟办的刊物上发表了。而过后不久，费先生竟被国民党的特务暗害，当时公开的说法是失踪。父亲为此长期感到内疚，曾写有诗悼念，诗早已不知何处去，但我曾看过一眼，还记得一句，“石不能言月渺茫”，说是失踪，问谁去呢。

宋教仁推行的和费巩主张的，未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办法，但他们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献身。一种主张对不对，不经过讨论和研究，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把他们暗杀掉，正表现出那些不愿权力受到制约的专制强人，其实很虚弱的，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一介书生，恰恰说明着精神力量的作用。

因此老共产党人李普提出的“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宪、行宪！”的希望，意义重大，这个讨论也是我们对什么是民主，怎样去实行民主和认识自己的责任的学习。

历史上中国的皇帝，有保持稳定与统一的作用，司马光对此曾作精辟的论述（参见我写的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能存在两千多年，自有它的道理。崇拜权威大概是人的一种特性，因此我以为，如果体现民主精神的宪法具有了皇帝那样的权威，我们这个国家就能真正长治久安了。

陶世龙，2002/06/10，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作者陶世龙 原载五柳村。据geocities保存的文本

北美人才不愿入政界（93/12/27）外二篇

梁任公昔曾为美国第一流人才不入政界而惋惜，九十年后，读到温哥华星岛日报专栏作家陶永强君之《助选有感》，得知今之加拿大犹如是，现将有关论述钞录于后：

在加拿大从政绝不是优差！

一位议员的工作十分繁重，待遇并不优厚。所有的选民都是他的上司，都可以对他的工作提出质问和批评。他的职位亦毫无长远的保障，每二至四年便要再面对所有的选民，结果可能是一封解雇书！谁愿意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有工作能力、可以胜任做议员的人固然是不缺乏，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为甚麽要放弃自己的大好事业，来自寻烦恼，去竞选甚麽议员？

是为了名？为了满足权力欲？或是为了利用职权或名誉去发展个人的事业？大概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一些报章上隔不多时便会看到一些政治的丑闻。因此，我们便觉得政治是“黑暗”和“丑陋”的。因此，更加没有人愿意投身于政治了。这是一般华人对政治的看法。这观念是很可悲的！因为它保证了只有自私自利的人，争取权势的人，和庸碌无能的人才会参与政治。有崇高志向、过人才智的人，都只愿清谈政治，而绝不参与。结果，是拱手把国家大事，都让给那些自私、争权、平庸的人去管理。你说，这是不是很悲哀？”

中国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中国知识分子从孔夫子开始，大多就热中于仕途，然而政界污浊，且官由钦定，不受人民监督；而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有权就有一切，此固或能引英才入彀，然来者实更多追名逐利之徒。即使初尚有济世救国之志，在此种官僚制度下，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实如凤毛鳞角。真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殆又常不能居于庙堂之上，无所用其才力，如屈原、贾生者多矣。故管宁割席，为世所钦，而辽东之帽，勤劳国事之文文山亦誉之为清操厉冰雪。鄙视从政，在中国固亦然也。若能将中国儒家积极出仕之精神，与西方民主监督制度结合，取长去短，除弊存益，使英才竞相从政，并得展其所长，岂不善哉！

[补充] 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喜欢当官的多，，1999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对中日美韩四国中学生的调查报告很有意思。现将有关的一段摘录如下：

我国中学生愿意从政 日美韩中学生更重自我

　　对于“不想当官，因为当官就会责任重大”和“不想当官，因为为了当官就得牺牲自我”等观点，美国和韩国七成以上的中学生表示支持，日本初中生支持率也达七成以上，高中生支持率达五成以上。

这表明，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想以失去自我而谋求高地位。对于“当了官就能成为有钱人”、“当了官就可以不被别人使唤”等特权思想，日本中学生的支持率在四国中学生中比例最高。可见，日本新一代青年人肯定权力、肯定当官可以谋到好处，但自己却拒绝为此作出牺牲。

　　对于这些问题，我国中学生同日、美、韩国的中学生的观点均不同。他们对由于当官而带来的责任重大、牺牲自我及损失个人时间等并不反感（持这一看法的我国中学生占到四分之三还多），甚至把地位高、当官等作为人生的重大目标。这说明“官本位”的思想在我国年轻一代身上依然有影响。

　

外二篇

麦克阿拉瑞女士退出市长竞选

1993年10月加拿大全国大选，圣约翰市长温尼当选国会议员，依法不能兼留原任，市长一职需由圣约翰公民重新选举，而据 12月1日该市晚报报道，在仅有的两位竞选者中，呼声最高的原常务副市长麦克阿拉瑞女士宣布退出，幸其后复有二士加入角逐，否则无竞争可言矣。［补记：1993年12月30日圣约翰之晚报报道，紧靠该市之另一较小市镇费尔维尔，市长改选，而至参加竞选者申请期限截止前二十四小时，仅有一七十二岁的米勒先生报名。］

麦克阿拉瑞女士退出竞选，因副市长可以兼职而市长不能。女士固已在加拿大航空公司任职而又兼任副市长者，最后考虑，宁舍市长而保留航空公司之工作。女士在航空公司收入之多少不悉，但知次年即满二十五年，保留此工作，比当市长在生活上更有保障，此实为退出竞选之主因。以上均为女士对记者言，足可信也

按1993年10月28日圣约翰市晚报报道，本年该市市长年薪为 23,333.33元（加元，下同），外加免税津贴 11,666.67元，总计折合美金约两万八千余元，在加拿大属中下水平，仅及教授工资之半，而较诸商业界，则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据同一报纸同年12月18日消息，本年加拿大皇家银行执行长获加薪50,000元，年薪总计增至 941,667元；加拿大满地可银行执行长年薪为 850,000元，还得到奖金 900,000元；几家大银行的高级负责人，年收入均以数十万元计。

早在1903年梁启超游北美，得“美国人求出身之路，与其入政界，宁入实业界”之感受：以美国议员及政府率由民选，任期有限，且为十手十目所指示，不如投身商业、工业、矿业、铁路，可以数年之间，起蓬荜而埒王侯。今时势虽易，而从政不如经商如昔，盖为其政体所决定。加拿大政体与美国相同，故亦如此，旅加数月，已屡见其端，以下数事可资佐证：

1993年夏，加拿大参议院以生活费用上涨为由，决定议员每人每年加薪6000元，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议员中持反对意见者亦发表声明拒领，终以撤销原案为结束。

同年六月，执政九年的总理马尔罗尼下台后，其夫人将自购置于官邸之家具作价十五万元，售与政府，受到议员指责，也以取消了事。

由于近几年加拿大，预算赤字很大政府如何节省开支，众所关心。1993年10月加拿大全国大选，原执政党从原有一百五十五席跌为仅得两席，新政府上台后注意紧缩开支，如部长手下的工作人员从数十人减至十余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也极力树立自身的清廉形象，主动将该党议员薪金的百分之十捐给国家。议员出差费也在酝酿缩减。

在费尔维尔小城竞选之米勒，亦以从市长到市政委员均减薪百分之十为号召。}

1993年加拿大议员年薪为 64,400元，总理年薪为130,000元，均较一般人为高，人所瞩目，是亦宜也；然银行总裁岁入百万，而人莫之如何。盖彼邦以议员总理皆是公仆，所得均取之于纳税人，自应受到公众严格监督；而银行经营所得，乃个人私有，依法纳税之后，他人无由~干预 。但对是年各银行高级领导人所获高薪，亦有批评，西安大略大学商业管理教授Donald Thain指出，这些人在过去十五年中，犯有许多错误，如大量贷款给发展中国家及加拿大房地产业而无法收回。不过事亦有难言者，1993年获利最多之满地可(Montreal)银行及丰业(Scotia)银行均主要靠国外经营获利。但如所举例，道明(Toronto-Dominmion）银行1993年每股利润，从1991年的 1.51元降为 0.82元，而领导人仍在加薪，故亦有可议者。

一百三十二日女总理

坎博(KIM CAMPBELL，Mar.10,1947－)本温哥华律师，1993年在加拿大保守党内阁中任国防部长，是年六月,原总理马尔罗尼辞职，经过党内激烈竞争，以得票48％战胜对手(得票39％)成为保守党领袖，并于6月25日出任总理。是为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并为第一位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加拿大总理。然在同年10月25日大选中，保守党在众议院之两百九十五席中仅得两席(原有一百五十五席)，依法应即下台。坎博遂于11月4日去职，仅得任总理132日，成为加拿大任期最短之总理。其后复于年末失去保守党领袖之职务，而由于在竞选党魁时花费了四百万加元，超出该党规定之九十万加元，需自行解决，传闻尚欠一百万加元，坎博表示将独力承担。

又据报纸消息，保守党下台后，积欠债务可能超过三百万加元，还债成为新领导班子一项重任，为此将减少总部工作人员八十人。保守党自1984年起，已连续执政九年，下台时固亦负债累累，此彼邦实行党政分开，党务费用不得从国库开支，盖不足为奇也。而十日之间即完成政权交替，是亦甚可称道也。 1994年1月7日

Mclean’s June 21,1993 Time&Globe evining(Saint John)Oct.2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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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地址 http://www.geocities.ws/sltao_ca/slhw011.htm

　　每年2月14日，是源起於西欧的圣华伦泰节，不知是谁在翻译成为中文时，取名情人节。中国人喜欢在字面上做文章，顾名思义，便以为仅是个情人间谈情说爱的节日，而情人也有婚外的；一段时间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甚至被下令禁止，也就不奇怪了。其实仔细一了解，原来这个节日的出现，实是争取人的尊严和自由并作出了牺牲的结果，纪念这个节日，应该充满情爱而又纯洁、温馨、严肃。

　　圣华伦泰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都说是以公元三世纪时罗马的一个牧师华伦泰（Valentine）相关，那时罗马出了一个暴君，克劳底斯二世(ClaudiusII)，此人在一场皇位争夺战争中坐收渔利登基，上台后大搞扩张兵力，他认为已婚男子不愿从军打仗，居然荒谬到下令不许青年人结婚。华伦泰为了青年男女的幸福，秘密为他们主持婚礼，受到人民的爱戴。但后来秘密暴露，被抓捕囚禁，判处死刑。许多人不顾危险去监狱探望，其中一位就是监管他的狱卒的的女儿。他和她多次长谈，一来二去，情由此生，而刑期已至。行刑前，华伦泰留给女方一张字条，感谢她的情义，最后写的是“来自你的华伦泰的爱”（From your Valentine）。 公元270年2月14 日，华伦泰被处决。从此这一天成为人民纪念他的日子–华伦泰节。“华伦泰”也成了表述彼此信任忠诚的专用名词。在这个字前，人们还给加上了Saint这个意为圣洁的字眼，因此全称应为圣华伦泰节。在这一天，人们将画有图案，写有温馨语言或诗句的卡片，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用来表达纯洁忠实的情感。开始都是自己制作，19世纪才有做好的华伦泰卡在商店出售。今天我们习惯叫它情人卡其实是不准确的，不是情人，朋友间也是可以送的。

　　这一阵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报纸、网站、电视节目中，洋溢着华伦泰节的气氛，美国和加拿大的人，许多来自西欧，他们把这文化传统也带过来了，现在还已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地区，今年中国北京、广州和许多城市的报纸上都有报道情人节活动的消息。

　　我所感到的气氛，主要是从广告还有新闻得来的。商家都抓住这个时机做生意，及各种礼品，因为情人节发展到后来，不只是送贺卡，还时兴送鲜花，特别是玫瑰花；糖果，特别是巧克力；以及首饰、领带和其他物品。看到台北的新闻，临近情人节，进口的玫瑰飙涨到约合10美元一朵，今年还流行送手机，礼品也现代化了；在香港，还流行吃一顿烛光晚餐。社会在进步，人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圣华伦泰节精神价值实非任何物质所能比拟，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相信不会都淹没在金钱的冰水之中。

　　在众多的商业性广告中，我发现，以向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而闻名的电视节目魔术校车（Magic School Bus）别具一格，在她的网站中举办了知识测验，从“圣华伦泰节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为什么在这个节日人们喜欢红白二色？”到“平均到每个人的一生中，心跳大约有多少次？”引出有关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情人相见，容易激动，心跳加速。心脏的构造，血液循环这些些知识，成为结合情人节的主要科普内容。2月14日的电视节目，是有关热血和冷血动物的介绍。还告诉孩子们，红色是心脏的颜色并表示着热诚，白色则是纯洁的象征。为什么什么襟怀坦白“wear one’s heart on one’s sleeves”要用心来表示。他们不是在科言科，而是全面教育了。

　　象这样结合生活中去寻求科学的理解，大受少年儿童的欢迎，现在这个节目不仅有电视动画片，还有录象带、光盘、图书，在今天，当然更少不了有自己的网站。而这一切都是以Joanna Cole编写由 Bruce Degen绘图 的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书中以一位女教师 Frizzle 为主角，她带着一班孩子和一条小蜥蜴，坐进一辆专供接送学生使用的公共汽车，这种车在美国和加拿大中小学上学和放学时准时开出，很平常也容易见到。作者给他书中这辆车赋予魔术的色彩，可以缩小放大，自由行动，大至宇宙之广，小至细胞之微，魔车无处不可至。它上天入地下海，深入人体内部，揭示自然奥秘。以魔术为名，明确这是借用虚拟的手法介绍科学的知识，也就省得发生恐龙蛋化石可以孵出小恐龙这类科学与幻想不分的误会。其中人物各有个性，特别是那位女教师，已成孩子们喜爱的人物。

　　由此也想到科普创作的重要，不管采用那种表现形式，都需要有好的文字作品为基础。光从外表去包装，没有知识深厚，思路新颖的作品，难以产生广泛持久的良好效果。回想起来，在我上小学时，读到过索非医师写的人体旅行记，也是中学老师带着学生在人体内旅行，使我非常有兴味地得到许多生理知识。中国的科学作家，也是能够创作出好作品的，但要变到在荧光屏上出现，需要很多投入。魔术校车音像和图书产品都很好，但仍从美国科学基金得到资助。他们的科学基金不只是支持科研研究，也支持科学的普及，这方面的情况在1980年我写的《科普在美国》中，有所介绍，现在还打算再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件事。要是我们的科学基金也管这些事，象位梦华先生的呼吁，就应该不成问题了。

　　话说的远了，还拉回到这“情人节”上来。情感与科学，容易被认为是对立至少是难以协调的，科学要求冷静的思维，而情感容易冲动，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统一的，因为科学要求有诚实的品格和对客体的了解，情感也如此。我一直很欣赏哲学家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这句话：“要欣赏艺术所表现的东西，必须先要熟悉他所表现的具体事物。”情感并不是盲目的，只有彼此有深刻的理解，才会有最深挚的感情。象对这圣华伦泰节，如果不知其始末，仅从中译名中有“情人”二字去理解，就不免失之浅薄，难以感受到其精神力量了。

　　斯宾塞这些话，我是从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张焕庭先生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中读到的。除书名已定性为资产阶级论著不算，对斯宾塞，还评为：“他提出了一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教育的目的论”，但是终究把他的论著介绍过来了，而且说“他的这些主张，对当时保守的英国教育来说，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编者和出版者真不简单。这本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79年，都是比较宽松的时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今天有些人以为我们这代上个世纪中期的青年人缺少个人的感情，是一种误解。可以说那时的青年人的感情也是很丰富的，只是很多时候是投入到渺茫的幻觉上去了，而对自身应有的权益少有考虑。个人主义在那时是很沉重的帽子，避之惟恐不及。但有多少时候我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个人主义的内涵是什么？缺少的还是科学的精神。其实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警告过：“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回想起来，过去发生的那些人为的灾难，不正是在情感的支配下缺少理性的行动么。

　　社会实验与科学实验不同，走过的人生之路，无法从新选择，但可以留下回忆，不仅存在心中，还留给社会，我完全理解德坚为什么在病榻上仍要勉力写下她的风雨人生。

　　青春的年华可以消逝，青春的情感在人的记忆中则可以长青。所以我很喜欢永强在《拥有》中说的意思，人到最后，会发现唯一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记忆中的亲情、友情、诗意、画意、笑声、音乐声。对我来说更是如此，早年我和德坚相恋的时候，她在上学，我是供给制，没有余钱。难得照一次相，仅有的一点照片，文革中经过几次抄家，荡然无存。但回忆往事，当年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一张1952年在北京中山公园的合影，由于亲友的保护，幸而留存到今天，现在发布在此，作为这个意义崇高的节日的纪念。

　　陶世龙於21世纪第一个圣华伦泰节

　　余绪

　　■暴君克劳底斯二世(Claudius II)在公元270年得疫病死了，只做了不到三年的皇帝。他的法令，自然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中国的帝王比他要聪明得多，不仅不限制人结婚，秦始皇和他的先王还规定到一定年龄青年男女必须结婚和自立门户，否则他们的父母就要受罚，不要以为这些帝王是在讲人道主义，因为不让结婚生孩子，最後谁给他们当兵纳粮呢。强制早婚和实行小家庭，使秦国人丁兴旺，为他用武力扫平六国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六国被杀的士兵数以百万计；杀人三千，自伤八百，一个不大的秦国，不加速繁殖人口，兵员从何补充！此帝道而非人道也。

　　■西安市邮政局将发行全国第一套为情人节设计的“千禧情结”联体邮资明信片和纪念封。2月14日 三秦都市报

　　■情人节这一天，在台北因情自杀者四人。据台北华视报道

广州一位２１岁的大学女生，原定与男友过一个有玫瑰相送的浪漫情人节，没想到男友因工作忙，一时难以从番禺赶过来，电话中男友怎么解释也听不进去，双方最终在电话中吵了起来，情绪激动的黄小姐摔掉电话便跑回宿舍。割脉自杀。所幸抢救及时，已无生命危险。2月15日广州新快报

　　■据成都金牛区人民法院研究室统计，去年情人节一过，该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达二千多宗。其中，因情人节引发夫妻感情不合，最终导致感情破裂的就占全年离婚案总数的四分之一。（香港太阳报2000年2月15日报道）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下面庞小培的文章《情人节是老虎》可作为注释：

　　■中国人向来是没有浪漫传统的，即使进口一些，也往往坏了味道。西方人很有情调的情人节，到了中国就与婚外恋扯到一起去了，成了黑色幽默。如果谁介绍自己的女朋友时说，这是我的情人，非被打死不可。这方面徐志摩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就够浪漫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和张幼仪过，而是陆小曼。情人节似乎只有那些浪漫的都市女性在庆祝，其他能想起的，
只剩下了这样两个字：偷情。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很多婚外恋都是情人节那天暴露的。于是，很有一股声音说：给情人节改个名吧！摘自沈阳日报大众生活，2月14日中新社网站转发

　　■2月18日南方都市报又报道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情人节里手刃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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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00年2月的五柳村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中国人在农历元旦时惯常使用的春联。一般解释为新的一年开始了，万物出现新气象，表达了人们期待日子越过越好的心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推敲起来，并不准确， 还容易误导为“新”就是周而复始。传统就是最好的，回到过去就好了，所以古代的改革家不得不托古以改制，说自己是法先王之道。老百姓对现实不满，也总是叹人心不古。

主张变法的梁启超不同于古人，他看到：“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肈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鼋，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借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　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法通议自序，1896年8月9日）

梁启超能有此认识，是他已有了科学的眼光，他认真读过玛高温（D.Macgown 1814-1893）和华蘅芳翻译的《金石识别》与《地学浅释》；前者是地质学奠基人赖尔从其名著《地质学原理》抽出专讲基础地质知识的第四编扩充而成，英文原名ELEMENTS OF GEOLOGY即《地质学基础》；后者是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矿物学权威丹那（J.D.Dana 1813-1895）为大专学生写的矿物学教材，英文原名即《矿物学手册》。都是当时大学生用的教材。

科学使人们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并向前发展的，地球和生命 都不是总在原点兜圈子，由于人们大感官难以察觉那些细微的逐渐变化，误以为静乃大地之常理，稳莫过于泰山。其实汶川大地震瞬间出现的山崩地裂， 正是地下物质长期缓慢的运动，能量在岩层内聚集，孕育千百万年的结果。

再看社会，也是如此，今年不会与去年一样，年年不同。

但历史有时确实也会出现惊人相似的重复，中国社会的治乱分合，被认为有着周期性出现的规律，因而有黄炎培先生质疑，毛泽东先生回答的著名的“窑洞对”。毛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这个经验总结得不错，但实践检验的结果是知易行难。从古以来，殷鉴固不远，却总是不能以 史为鉴。

必须突破这个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怪圈，因此我要说“一元非复始，万象须日新。”

中国许多志士仁人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奋斗多年，但似乎仍未能走出这个怪圈，譬如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封建意识形态残余沉渣泛起，诋毁民主与科学之声甚嚣尘上。还不时演出顶礼膜拜于封建亡灵之前的闹剧，而某些学者名流竟然也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维护传统不变为由反对修建青藏铁路等现代化建设，似乎当年兴办“洋务”遇到的阻力重现，真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曾写《变是绝对的:西藏的环境与文化》以应之，立意盖得于梁启超之启发。而也有一点感慨， 今之人文学者政论家，能象梁启超那样认真学习过地质学的恐怕不多了。

2009年1月26日
五柳村海外版

梁启超：中国学术界之病证

一、笼统。标题笼统——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为何物。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最爱说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出。

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必负找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既已没有讨论学问的公认标准，虽然判断谬误，也没有人宋邵雍把世界从开始到消灭的一个周期叫做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故一元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见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一》。能驳他，谬误便日日侵蚀社会人心。

三、虚伪。武断还是无心的过失。既已容许武断，便也容许虚伪。虚伪有二：一、语句上之虚伪。如隐匿真证、杜撰假证或曲说理由等等。二、思想内容之虚伪。本无心得，貌为深秘，欺骗世人。

四、因袭。把批评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没有批评能力，所以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所需求而开拓，倒反留着许多沈曊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

五、散失。间有一两位思想伟大的人，对于某种学术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授与人的方法，这种发明，便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所以他的学问，不能成为社会上遗产。

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涂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

——摘自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

据星座秀 > 免费测算 > 周公解梦大全 保存的文本，他们将标题改为《梦见陶世龙：亏得有个杨振宁！》，不知何意？不过仍得感谢他们将本文保存下来。

杨振宁先生在9月3日至5日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指出源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语一出，易学专家哗然，应声而攻杨者颇有其人，还有破口大骂的。

随即输入“天人合一”搜索，得五万六千九百项。内容五花八门，足见其在今日中国影响之大。摘录数端，以见一斑：

高尔夫运动和沃尔沃轿车销售“天人合一”

搜狐商城- 天人合一境界健康的性生活知识系列

天一证券董事长林益森：天人合一打造百年券商

为什么宋七力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直接最超越的一种修行 …[ 繁体 ]

中国天人合一的影响[ 繁体 ] 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大多神仙都是由人转化为神，就像牛郎、嫦娥，甚至佛祖也是。中国人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觉得天地与人是化为一体…

天人合一的魅力——三峡工程展示中国治水新境界

说明杨先生的发言，不是关在象牙塔里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有现实的根据。

用“杨振宁”、“易经”搜索得5890项，不少就是围绕他这次讲话的报道。

我发现，对这件事的报道，媒体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对照着看，很有趣。譬如：

杨振宁指责《易经》阻碍科学遭轰（大。纪。元）

杨振宁贬《 易经》 捱轰，（灵异论坛)

看上去是杨振宁出错了，处于被动的局面；在内容上也是侧重介绍易学专家。

杨振宁向《易经》“开火”称易经阻碍近代科学 …（深圳商报）

杨振宁炮轰《易经》遭专家围攻（海外华人网– 新闻中心）

杨的批评是主动的，“遭轰”变成了“围攻”。不少报纸也是这样处理的。

杨振宁称《易经》阻碍科学启蒙易学专家提质疑(雅虎新闻)

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众学者质疑(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 这是不偏不倚的表述。

“科学文化人”刘兵和刘华杰在9月23日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节目中，被人问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时，刘华杰说：“这要看如何定义科学”， 其意是说把中国现成的某些东西定义成科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科学文化人”的心目中，一向认为科学本身就成问题，而且不能只把西方的科学 视为科学。他们的核心人物江晓原甚至把至中国传统中的“举凡命相、推卜、星占、中医、风水、变形、土遁、意念摄物、隔墙出入、预知未来乃至移山填海、呼风唤雨，甚至摄心招魂，”封之为“科学外理论”，提出：“科学外理论为什么必须接受科学理论的某些评价标准呢？况且这些标准因为自身的不完备也在经常新陈代谢。”建议自己另外提出一套评判标准，比如包括；时空可以超越、实验不必重复、‘诚则灵’可以接受等等；现在他们又取消了伪科学的称谓，改称“类科学”。不过， 科学就是科学，假的就是假的，我看正如鲁迅说的：“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这能解决问题么？

刘兵的回答：“即使《易经》没有推演法（其实对此也还可以有些商榷），也并不能用它来做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的全部原因。”但杨明明白白讲的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全部。这里不过再一次表现出“科学文化人”不敢面对实质问题的一贯特点而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普节目（之八）>作者：《电视批判》栏目专稿 发布时间： 2004-9-23 9:08:11)

此外，还有：杨振宁打错《易经》板子了吗？…恐怕还是打错了。 （2004年09月26日14:26 广州日报大洋网）;惊诧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误解《易经》（人民网 2004年9月9日）这是不同意杨先生的意见，但保留了点客气。

在海外，有些人可是在破口大骂了。这里摘两条：

晚年的杨振宁简直就是一个人渣，不自量力的小丑。只要这些老人还有权力，能影响决策，

中国科学永远没希望。（智叟） (杨振宁贬《易经》捱轰, 外交论坛)

杨振宁既然是物理学家就要保持科学家的清白，别为政治所利用，否则声誉会毁于一旦。但刚刚在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居然被中共利用来向《易经》“开火”，称老祖宗传下来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结果遭到国内众多权威学者的批驳。

杨振宁，你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物理学家，给即将垮台的中共当什么辩护士呢？（82岁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保持晚节吧！（发表此文的网站，看来是想冒充人民日报，报头和人民日报一样，只是少了个“日”字）

这是些什么人？其实你一想也不难想到，因为他们的师父就是靠利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来愚弄群众，大陆凡有自然灾害发生，在他们的网站马上就宣扬这是上天的惩罚 ，是报应。现在把根给他拔了，怎能不气急败坏。

再一看，今天的中国，易学也在与时俱进，得到现代化技术的武装，输入“易经”一搜，得九万八千三百项;输入“易学”一搜 ，得十一万三千项。五花八门，洋洋大观，下面是部分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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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无须再列举下去，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易学热是怎么回事了，而从地底下忽然涌出一大批易学专家也就不奇怪了。奇怪的倒是，既然易经如此高超，有人说它就是科学甚至超过科学，可是 近几百年，掌握易经的中国人却在得到科学武装的西方人面前一败涂地。

当然，在易经热中也有真正在学术上去研究的，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并不懂易经的的人在商业炒作。 作为一项文化遗产，易经当然是值得研究的，杨振宁先生的发言中本已讲的清楚：“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然而一些人无顾于此，无非是在他们认为这个中国传统思维简直是完美无缺，容不得指出而已。 但我们如仍摆不脱这类围绕几段文字去玄想的文化传统，能赶上时代不落人后什么？

如鲁迅先生言，中国本信巫，而易经（还有道德经）由于当时因书写记录的困难，文字非常简约，加上与今日的语言文字涵义很有不同，故给玄想臆测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历代方士及欲以神道设教以乱国者，多以之为己用。一直到今天在社会上其潜在影响仍很大，说信 它就可以发财，许多人更趋之若骛了，对学术领域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人利用过去近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曲折，特别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阙失等诸多问题，诿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诋毁科学与民主已成为新的迷信，美化封建专制为西方所无之“德政”，打扮怪力乱神为“东方科学”，成为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暗流。 此时杨振宁先生能登高一呼，将在认识科学上被搅浑了的水澄清，这是必然要挨骂的，就特别难能可贵了。

对当前出现的问题，应该说不少人也是看到了的，所以媒体在转发杨先生的讲话时，大部是做了倾向于杨先生观点的处理。 2004年9月21日，南方都市报更发表了哲学教授袁伟时先生的长篇文章以行动支持。9月27日深圳商报又发表文章指出：杨振宁不过说了一句真话。

2004年09月25日，在深圳出版的晶报在以“杨振宁炮轰《易经》 称其阻碍科学启蒙”为标题作报道时，援引袁伟时教授的话说：“在这次论坛上，杨振宁先生分析《易经》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危害，显示了一个大师令人景仰的风度，可惜，这样的反思尚属凤毛麟角。”是的，真是如凤毛麟角。所以我要说：亏得有个杨振宁！同时也要向敢于为杨先生说话的这些媒体致敬！

陶世龙，2004年9月27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华中科技大学在杨叔子院士当校长的时候开了门课《老子道德经》确实是全国高校首创，开了八年，被誉为“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

　　2004年3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还成立了“道德经研究中心”，据说“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的《道德经》的研究和学习将逐步向武汉地区高校辐射。”在5月，媒体步调颇为一致的大宣传了一番。

　　然而，被作为成果展示出来的这门课使用的教材《道德经浅释》，在台湾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煜教授阅读该书后，都对书中对《道德经》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的解释非常惊讶。指出本书存在相当严重的“学术常识”问题，称之为“百孔千疮”，

　　杨叔子院士也表示“可能我对这个事情警觉得还不够，如果这样搞的话，是‘糟蹋’了老子。”舆论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闻赞扬之声了。

　　事情被进一步揭露出来，原来他们作为教材来学习的“道德经”不是通常的老子《道德经》，而是一个从来不研究老子的孙享林接受“大自然信息”记录和编排出来的。据他们说“道德经”是宇宙信息的总密码，念了它，就能“启动自身功能发射信息密码去接受各种或各层次的正道信息。”

　　所以学习（他们称为修炼）道德经只要背诵就行了。但背诵一般的道德经不行，因为按他们的解释，一般的《道德经》有错落和被改动的字，好像电话号码错了一个数字也打不通，接不上宇宙的信息。只有他们孙老师的“道德经”是用自身的功能，从大自然接收的完整本。背诵这个本子才能接通。他们把这个“道德经”作为修炼“自然神功法”的理论基础。

　　这些荒唐的东西也许在华中科技大学开课时没拿出来，但也透露出他们要求学生背诵的特点。而无论如何，他们的教材中许多常识错误是很明显的，陈王两教授一看就看出了。但是开了这样久却无人提出？华中科技大学虽然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但老院长朱九思主持时就很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延揽了不少真才实学之士，不会真的如此“校中无人”。也许有的人是因为没看到这本书，但看到的人应该也不少，未必都是那样糊涂。奇怪的是，课开了八年，不仅华中科技大学内鸦雀无声，中国的哲学界也没有声音，非得等到来自香港、台湾的两位教授提出问题才恍然大悟。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事实上有些学生在学这门课的时候就已感到不对劲，在论坛上留有帖子，不知是否正式提出，先生们能看清楚的必定更多，为什么都不发声呢？我以为这比开课事件本身的问题更严重。

　　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像胡批《道德经》这样的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都不敢发言，能指望他在别的敏感问题上为民请命么？这是最可怕的。

陶世龙，2004/09/16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陶世龙

　　我写的《杨振宁惹谁了？》2004年12月25日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发出后，到2005年1月10日16时36分，获得875人次的访问量，36条评论。

　　多数人反对我的看法，少数人表示理解。

　　“当我们把科学领域之外的杨先生还原成一个普通人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杨先生不是圣人，他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有着普通人的缺点。”“我一向敬重陶先生及”五柳村”,但对先生为杨氏丑行辩解决不苟同.  ”

　　如何这就成为丑行？就是按中国文化传统的“礼法”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对于杨、翁二人婚姻的质量我未作任何评论。我所评论的仅仅是针对网上议论中我认为成问题的一些问题，不同意可以反驳。遗憾的是不少评论离开了我提出的问题，而是评说他人的人品。“老杨头已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结论已经出来了。有人还把我也拉扯进去，戴上“西门大官人”的帽子。

　　比起来，在一些其他的论坛上，言辞更为激烈，有的是不堪入目。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依我看，不久前杨先生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原因。“既然不是圣人，评论什么《易经》”；“难怪先前会大反中国文化，真晕倒！”就透露出这里面的消息。当然，许多人仅仅是是认识上的差别，但揭了当前形形色色打着易经牌子各色人等的老底，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要借机反弹是可以想见的。这些人在无法正面交锋时，在人身上做文章，从来就是最常用的方法，挖空心思把你这个人搞臭，使别人不再信你的话。

　　我马上联想到何祚庥先生。在网上挨骂最多最厉害的莫过于何先生了。对于他的论点，极少见到有理有据的的反驳，大量的是针对他的人身，由于他有在中宣部工作过几年的经历，于是“棍子”就成了打何祚庥的棍子。只要他一开口，就是棍子又来了。三人成虎，戈贝尔的哲学并非全然无效，重复多次，好心的朋友也觉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不如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多写点文章。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科学家是社会中优秀的群体，却无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声音，这是历史所希望吗。

　　刚刚读到赵凌的《“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既感动也感到震惊。因为邹先生一生致力于科学，学术上的成就，公认与诺贝尔奖仅因历史原因而失之交臂，虽然他坚持反对学术腐败，维护科学道德，无人敢诋毁他是什么“政治院士”、“学术扔货”，他处境应该比何祚庥好得多，但是现在看到，原来他也是顶着压力在那里鼓与呼。读到他：“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也不怕在基金上封锁我，我现在也不做什么研究了。剩的那些钱，最后几年做些小项目还够用。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个奖那个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不禁感慨万端，对中国的无声又多了一点理解。

　　老实说我对中国科学家包括我的师友的无声，是不以为然的，用《无声的中国是最可怕的》做标题，就有这层考虑。现在我倒多了份同情，本来也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要是住在国内，还那样敢说吗。说话也得有它所需的环境。

　　通过杨、何、邹三位先生的遭遇，我还感到这个环境不仅仅是上面要肯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整个社会也应如此，肯听实话真话，肯听不是阿世媚俗的话。在《艾微的双重生活》这个博客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没有水，没有电，声音都悄没起来，我象条濒死的鱼，在房间里焦灼地游走，那意境颇似先生笔下的“无人之阵”，你找不到对手，但连空气都充满敌意。”我们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这种意境呢？这里的“无人之阵”应当是鲁迅先生在《这样的战士》中说的“无物之阵”。它摆在那里至少两千年了吧，在这里有的“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几时我们能走出这“无物之阵”呢？

　　互联网特别是博客的出现，应该说是带来了希望。如果科学家都能通过博客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将是什么局面！

　　以此作为我的新春幻想吧。  

据 问天2005-1-13 11:36:00发表于太极网 摘自新语丝的帖子－－有感于吴图南先生在此论坛中所受的诽谤。
https://www.taiji.net.cn/thread-3139-1-1.html

在加拿大华人网读到一条来自中国广播网的消息：《温家宝突袭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经查，标题本为《温家宝看望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 “要做事不要做官”》是加拿大华人网将“看望”改成“突袭”；新华网使用的标题是《温家宝勉励浙大学生：如果从政“要做事不要做官”》（因未搜索到使用这个标题的新华社文章，此处改为链接腾讯网转发的中国广播网的报道。）。用语或有不同，但意在说明上大学不是为了做官，很明确。

　　消息很快被转发，在一些论坛中还出现了不少留言，赞成、反对乃至挖苦揶揄的都有，这也难怪，今日官场弊病那么多，借题发泄难免。

　　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天经地义，“就是夫子到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 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说的是大实话。青年才俊都去做举业，考功名去了。

　　所以德国的地理学家洪堡出去考察时，有植物学家作伴，徐霞客出去旅行时，只有和尚相陪，尽管徐霞客比洪堡先行了近二百年，自然地理学并不是在中国建立起来，并非偶然。盖如蔡元培所言，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

　　为什么要去白首穷经读死书？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才能有官做。所以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本意在学西方，重实学培养做事人才。但新办的京师大学堂，在蔡元培改革前，实际上又变成官僚培养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的认识和风气也有了改变，北大、清华并非以出来的官多为胜，而是以学者清高，大师辈出闻名。1949年政权更迭后，许多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那时的大学培养目标不是官员也很明确。

　　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准备当官的人当时更是绝不会来的。因为都知道地质行业很苦，采矿被认为更苦，还有农林水利，都不是轻松的专业，为此在助学金上国家给了这些专业以优惠，所以从农村来的家境清贫的比较多，而高干子女或名人的后代，间或有考进来的，大家都感到高兴。

　　但是现在似乎是目标有点不明确了。社会上常以某校出了多少高官来炫耀，在接待校友时，官大的、有钱的坐上席，院士虽也奉为上宾，恐怕更多是看重他的权力。所以今年清华大学校庆特别提出，仅以年级为序，不计其他，当是针对时弊而为。

　　其实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能当上官，特别是能当上高官的，总是极少数，如大学的工作就为了产出这极少数，还能成其为大学？更不要说一流了。因此我以为温家宝总理勉励大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不仅是对大学生，对大学来说也有意义，也不止是大学。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还在于官员的拔擢，文凭的分量越来越重。如果在体制上没有相应的改革，当官恐怕还会被知识精英趋之若骛。

　　当然国家机器能得到优秀人才服务是好事，百多年前梁启超访北美，就发现那里的优秀人才多不入政界，美国的总统庸才居多，只是在国家遇到困难时才会有人脱颖而出，加拿大类似。但他们并未在行政上出现多大问题，这与他们的制度健全，便于萧规曹随有关。

　　不过，今天的当官也应该就是做事，只会当官不会做事，那是古时的官僚，今天不应还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新华网在“要做事不要做官”之前加上“如果从政”四字，不知是不是有此寓意。

　　总之，上大学不应是为了当官，办大学也不能以培养出大官为目标。即使有极少数人当上了高官，那也是个人的禀赋与机遇有关，不是在上大学时所能刻意为之。

　　大学还应该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