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产党人李普为《历史的先声》写的序言：还要走很长的路，自4月19日在五柳村上网，到6月9日上午10时已有732人阅览。五柳村是个不合时尚的鸡毛小店，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看，说明今天关心着中国前途的人仍然不少。

文章的作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同时感到这条道路漫长但又是我们必须走的一条路。

其实实行民主宪政也是中国国民党早年的承诺，只是他在掌握政权後迟迟不肯兑现，所以许多像李普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时选择了共产党。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也是在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中参加到革命行列里来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但这条路必定会走下去。

说起历史的原因，我以为包括每一个人的因素在内，道路之所以漫长，不单是在上者的个人原因，也由于在下者，包括很有文化的这部分，缺少民主就是民作主的观念，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没有当回事，仍是希望有人为民作主，以为有个救世主就幸福了。

我自己对宪法就没有重视过。从报刊上的文章得知，刘少奇主席在被非法揪斗时，曾提出抗议，说我是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我和德坚被非法揪斗、关押乃至殴打多次，则从未想到还应该引用宪法来保护自己。

当然，在文革中，宪法有什么用，刘少奇主席不也没保护住自己吗。但事情也该反过来一想，如果大家都尊重宪法，对违宪的事都拒绝执行，那文化大革命之灾不也就起不来了吗。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没有宪法的权威。

法国戴高乐将军当总统时，经过与议会同意，决定撤出阿尔吉利亚，一些驻北非的军事指挥官不服从，在那里自组政府，但是通过广播等手段，让军人了解到政府的决定，结果没开一枪一炮，叛乱就流产了，因为绝大多数官兵拒绝执行其上级的乱命。这是他们有服从宪法的权威和有个人独立的人格，不会去听从不符合宪法的个人命令。

这种无形的权威的力量，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宪法，而是某个个人的权威。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史书中多次记有这样的故事：病危的皇帝讹传已死，抢夺皇位者兴兵入宫，谁知这皇帝硬撑着登上了城楼，一亮相，作乱者的部下就瓦解了，一些中国皇帝的精神威慑作用就有这样大！如果我们对待宪法，能象对待皇帝一样，这国家不就稳定和安全了吗。

皇帝有这样的权威，是封建社会通过四书五经乃至童蒙课本的教育、制度的保证，直至人们的生活行为的规范，无孔不入地进行长时间的思想灌输，才建立起来的。宪法要有权威，也得下功夫使它深入人心。要说起来，中国自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宪法虽有不同，但一直是有的；而且这些宪法容或有它的缺点，但从条文上来看，民是国家之主的原则，还是有的，问题在于主人有没有去运用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真要行使主人的权力，在实际上可能行不通，袁世凯派人刺杀极力推行民主宪政的宋教仁，就是一个例证。

还有个费巩，浙江大学的教授，父亲的同事，是个书读得多又笃信书本的书生，如父亲在《我所知道的费巩》中所记，他的文章不过是在介绍英国政党政治，还主张中国仿行英国式的政党政治。父亲以为“这在专攻政治学又曾到英国留学的他，实是言其所学，决没有危险性。不知此文何以如此命苦，竟碰了两次壁。”便帮他拿去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同盟办的刊物上发表了。而过后不久，费先生竟被国民党的特务暗害，当时公开的说法是失踪。父亲为此长期感到内疚，曾写有诗悼念，诗早已不知何处去，但我曾看过一眼，还记得一句，“石不能言月渺茫”，说是失踪，问谁去呢。

宋教仁推行的和费巩主张的，未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办法，但他们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献身。一种主张对不对，不经过讨论和研究，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把他们暗杀掉，正表现出那些不愿权力受到制约的专制强人，其实很虚弱的，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一介书生，恰恰说明着精神力量的作用。

因此老共产党人李普提出的“大家来研究宪法，讨论宪法，然后大家来修宪、行宪！”的希望，意义重大，这个讨论也是我们对什么是民主，怎样去实行民主和认识自己的责任的学习。

历史上中国的皇帝，有保持稳定与统一的作用，司马光对此曾作精辟的论述（参见我写的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能存在两千多年，自有它的道理。崇拜权威大概是人的一种特性，因此我以为，如果体现民主精神的宪法具有了皇帝那样的权威，我们这个国家就能真正长治久安了。

陶世龙，2002/06/10，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